有酒方能意识流
文/贾樟柯
拍完《小武》之后，突然间，愿意约我见面的人多了起来。我心中既感激又不敢怠慢，生怕错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。在江湖中，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。对于像我这样拎着箱子来到北京寻求机会的人来说，别人突然开始关注我，总是让人心生感激。毕竟，阅人总比阅景更有意义。那时我正处于贫困之中，手头空闲，即便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聊，我也乐意陪伴。
见面需要有个地方，这对我来说却是个难题。那时，我既没有办公室，家里又小而杂乱，根本不适合接待客人。每次见面，我都让对方挑个地方。客人们总是谦让，说要随便找个地方。我于是沉默片刻，思考再三，最终我总是说出同样的三个字：“黄亭子”。
直到今天，我的活动范围依旧集中在“新马太”一带，新街口、马甸和北太平庄。这些地方离电影学院很近，四年的学习让我习惯了走这条路，腿脚不自觉地就朝这边跑。黄亭子位于电影学院北边大约一百米的位置，是一家酒吧，叫做黄亭子五十号。它旁边就能看到儿童电影制片厂，位置也容易找。每到下午，酒吧里的客人不多，正适合聊些事情。
那时，附近的北航大排档正处于黄金时段。夜幕降临，形形色色的人涌入其中。烟雾弥漫中，孜然的香气四溢，搭配红焖羊肉的滋味，让人能看见激烈的械斗。新疆大叔用维汉双语招揽生意，四川的小姐也加入其中。附近的大学生们，常因某些无法言说的缘由，流下了眼泪。这里充满了混乱与迷茫，但却也充满了生机，正是我喜欢的味道。
展开剩余77%而黄亭子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每次从北航回学校时，路过这里，透过窗户看见昏暗的灯光，我总觉得有些无趣。山西的家庭贫困，从小家里就特别节约用电，十五瓦的灯泡一直让我习惯了暗淡的光线。因此，后来我总是对光明充满了热爱。那时年轻，未曾懂得风情，心中常充满宏大的理想与叙事，自觉很难融入那种昏黄的灯光中。
1997年初，我第一次走进黄亭子。当时我在香港遇到了摄影师余力为，我们计划日后合作拍摄电影。尽管剧本还没完成，他已经来到北京。接到他的电话时，他正在黄亭子等我。我走进酒吧时，他桌上的酒瓶已经堆成了小山。我点了一支都宝烟，这种烟被戏称为“点儿背”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我的运气依然不错。这次见面促成了我们决定一起去山西，这也为日后的《小武》打下了基础。
余力为喝酒很能打，成了黄亭子的常客。于是，我也开始常去，和酒吧老板简宁成了朋友。时间一长，大家戏称黄亭子是我的“办公室”。简宁是诗人，他开酒吧时还经常组织诗会。午夜时分，他会强迫调酒师小陈陪他下象棋。小陈是酒吧的调酒师，每次我进门，他都会喊我一声“贾哥”，并让服务员莉莉倒茶。莉莉是简宁的远亲，喜欢看电视，常梳着小辫子，打扮成民国时期的女子。在这样的地方，我又多了一个去处。即使没人陪伴，只要来到黄亭子，我总能找到人聊天。
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孤单。有一个英国人，名叫戴维，是化工学院的外教。每晚十二点，他总会准时光顾酒吧，点一杯扎啤，仰着脖子一边看足球，一边和小陈聊起他在伦敦乡下的事。这样的人在午夜时分交错而过，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情，却能聊起一些真正的话题。
我仍然喜欢在下午时分到黄亭子去见人：和朋友一起举杯叙旧，与仇人翻脸，接受采访，说服制片人，恳求他人的帮助，或是找高人指点。虽然酒量不多，但话却说了不少。我的家乡汾阳出产汾酒，常有名人题词。
突然，我想起一句诗：“有酒方能意识流，大块文章乐未休。”这让我有些心境上的变化。在推杯换盏间，我的心情突然沉重下来，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处理好正事，悲从心头涌起。于是话变得少了，趴在桌子上看着烛光跳动，耳边的喧闹渐渐抽象，仿佛进入了《海上花》的意境。回想自己年华老去，突然觉得自己也在过着混日子的生活。生命看似轻浮，而肉身却沉重得让人窒息。就像一个年老的男人，突然感到古怪地离开座位，在回家的黑暗中，恍若看到童年的往事。意识到自己有些醉意时，我对司机师傅说：“有酒方能意识流。”师傅见得多了，并没有回应他，只是知道第二天早晨，我又会清醒，开始向人赔笑、握手，完全忘记自己曾有过那些局促的丑态。
到了下午，我再一次在酒吧等人。客人迟迟不来，心情不再像之前那样躁动，反而配合着午后的清闲，站在窗边望着外面。窗外的人们在白日的阳光下骑车匆忙而行，似乎都在追寻什么。忽然，我感到一种苍凉的忧伤。正当这时，一个中年女子走进酒吧，点了一杯酒，随口让小陈放起张信哲的歌。歌声未起，女子便先泪流满面。原来，这酒吧竟然也是个可以哭泣的地方。
如今再去黄亭子，酒吧已经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土堆。这或许只是个比喻，一切都终将化为尘土消失。因此，我不得不紧紧抓住电影，尽管它并不为永恒存在，只是因为在电影中，我能够找到泪水。
来源：《额外的谣谩者》
原载《卫视周刊》（2003年）节选自《贾想Ι：贾樟柯电影手记（1996-2008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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